《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读书笔记

发布于 2021-12-27  358 次阅读


亚历山大·温特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流派。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社会理论”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讨论了观念建构物质性现实的机制,以及行为体(国家)和结构(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国际政治”在实质性的层面讨论国家概念、无政府状态的建构性色彩,以及在进程中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机制。

内容总结

在第一章“国际政治的四种社会理论”中,温特基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尺度,区分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各个流派。在世界观层面,以物质本位还是精神本位为划分依据,分为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在方法论方面,以整体还是个体为基本分析单位为依据,分为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在这一框架中,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位于物质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区间,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理念主义和个体主义的。

在第二章“科学实在论与社会类别”中,温特提出了其建构主义理论的特点,即在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同时,又能兼顾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本体论。温特的逻辑是:他认为社会类别不同于自然类别,社会现象主要是由人的观念建构起来的。那能否用因果关系解释?如何把观念的作用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分离出来?他进一步区分了因果关系和建构关系,认为建构关系能够通过因果关系的逻辑思考观念性的问题,因此其理论的“中间路径”是成立的。[ “因果理论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怎么样”;建构主义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成为如此”和“是什么”。这些问题超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界,所以,旨在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就超越了这种分界。”第76页,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三章“观念无所不在?论权力与利益的建构”中,温特反驳了主流政治学认为观念是一种边缘性的变量,常常用于解释权力、利益和制度无法解释的行为特点。他认为这些物质性原因是由观念建构的。他提出了“弱式物质主义”,承认单纯物质力量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建构有一定作用,观念的作用并不是无所不在的,但仍然可以把大部分行动归于非现实主义范畴。

第四章“结构、施动性和文化”中,对于“结构和施动者,哪一方的影响是更根本的”这一问题,温特认为建构主义既强调施动者对结构形成的作用,又强调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将此称之为“弱式个体主义”,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在交往过程中产生了有关身份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决定了其利益,进而影响了国家行为。这是一个相互影响,而非单方面决定的过程。
第五章“国家与团体施动性问题”中,说明了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些根本性特征(包括利己和追求权力),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温特区分了行为体的四种身份,而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份塑造的。[ “自我利益是对怎样实现需求的认识,是对怎样实现自我需求的偶发性认知,这些需求在具体情景中和他者的关系中被激活”,第233页,同上书。]因此这些新现实主义者的理论假设并非完全物质性的。

第六章“三种无政府文化”是建构主义相对核心的议题。认为“无政府状态”这一国际体系的深层结构,也是一种文化或观念现象,而非物质现象。通过对于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的特征分析,温特指出无政府逻辑本身是不存在的,使得无政府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是敌人、对手还是朋友)。这种关系结构是由观念构成的,不是由物质力量构成的。

最后一章“进程与结构变化”中,温特了国家之间的互动进程是如何再造并改变体系结构的。新现实主义被批评忽略了进程,就是因为它把无政府逻辑当作常数,严格限制了国家的作用。而一旦把结构理解为一种文化,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从来没有变化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温特认为国家对于集体身份的认识主导了国际关系的结构变化,并提出了相应的集体身份变化的方式。

学术争论

温特的作品以及提出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流派引发了众多的学术争论。首先无可否认的是其巨大的意义。秦亚青认为,建构主义重新设定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标志着哲学的回归。“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经典经济学的方式,把国家作为“经济人”对待,实际上是把国家非人化。理性主义不考虑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人的本体性问题,只考虑这些被假定为利己者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落脚点均在于此。建构主义力图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使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体现出来,因此也使政治的本意体现出来。”同时,建构主义还为先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理性主义和批判理论之间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创立了新的研究议程。[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J].欧洲,2001(03):7.]

但也有许多学者对建构主义提出了批判。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米尔斯海默认为,温特大大低估了物质性因素对国际体系的作用。温特强调社会实践对国家利益和身份转化的作用,这说明温特并没有认识到国际政治中最关键的问题,即:“体系迫使国家依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否则就会面临毁灭之灾。”[ John J. Mearsheimer. (1994).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3), 5–49. ]

新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在评论温特理论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观念的重视,认为温特把新自由主义纳入物质主义是错误的,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既包含了物质因素的成分,也包含了观念的成分。进而,基欧汉认为温特采用二元对立的视角处理物质和意识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与两种因素有关的。在国际政治中,物质还是理念作用更大这样的本体论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没有答案,所以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观念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通过什么因果机制起作用。[Keohane R O. Ideas part-way dow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0, 26(1): 126-127.]

也有学者批判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完备。认为建构主义理论本质上还是一种批评理论,其根基在于批评而非建设,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体现在认知主义学说上,“它缺少自身独立的和成体系的研究纲领,基本上属于对主流理论的揭露或批判。”

同时,在实践层面上,建构主义的缺陷在于难以回答“建构过程失败后怎么办”;“什么样的观念能够真实地起到这种建构性作用”。建构主义者对此也有回应,但在现实实践中,建构主义仍然没有提出一个能够用于经验性研究的理论范式。

个人观点和总结

综合上述讨论,我认为一个首先应该明确的要点是,温特并非否认各种物质性因素的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发挥的基础在于观念建构了这些因素。温特说:“权力和利益像以前的研究所认定的一样重要、一样具有决定作用。我要阐明的是: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作用,是因为造就权力和利益的观念起了作用。”他更多的强调意识对物质性因素的建构作用,但不否认物质性因素在国家互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两者产生作用的机制和先后顺序是存在差别的,而不是在静态的环境中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对比。
因此,建构主义的一方面意义在于,把新现实主义所忽略的进程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内,以一种互动的方式看待和研究国际关系体系。但在这种互动的视角下,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闭环就显得更为重要。包括如何回应实践层面的质疑,如何提出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式,或许是建构主义未来能够发展的方向之一。